现代资本主义为什麽会起源于西欧，而不是拥有比欧洲人更为完善的经济机制的东方帝国，我们如果继续从已有的结论去追寻问题，也许永远无法再发掘出一点新意。我们若将目光放得比结论更早以前，或许会建立起截然不同的考察视角。

在既没有尼罗河、印度河，也没有黄河、长江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冬雪和春雨为庄稼、牧草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水量；与利用水利的地方相比，此地的人们仍处于零散居住地状况中。在大河流域已处于人烟稠密（人满为患）之后很久，欧洲依然是个覆盖原始森林的童话（蛮荒）之地，它相对于地中海和东方的地位有如后来美洲相对于欧洲的地位。

在北欧，第一批国家的出现并非因为人口在限定居住点的集中，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次生国家，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地中海帝国的军事威胁，并利用希腊罗马的巨大财富所提供的贸易及掠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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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学者把铁器时代的高卢人、法兰克人、条顿人和布立呑人的政治组织称之为“首领制”，但这些社会显然已跨进了建立国家的门槛。公元前500年之际，欧洲的社会生活已有了明显的高低贵贱的分层。和印度河谷的吠陀（雅利安）入侵者一样，高卢人、条顿人和布立呑人划分为三个世袭阶级：其一为军事领主贵族，其二为教士，即负责仪典、记录和历法计算的巫师，其三为居住在乡村和地方领主属地之分散农舍中的农民。居于社会之首的人是世袭的或半世袭的骑士国王，他是统治家族中的一名成员。

国王及其军事领主力图保持一种平分金银豪爽大方的“大头目”形象，他们把持法律和秩序，牢牢抓住战争的器械：战车、马匹、铠甲和铁剑。平民们必须贡奉规定的粮食和家畜，还需应领主或国王之召去服劳役。尽管仍有大片无人居住的林地可供对这种单向“进贡”不能忍受的平民和不满的族长逃脱，但社会的治理者依靠其下属自愿合作的时代可以说已一去不返了。

北欧小国之所以没发展成为坚强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应运而生的人物。爱尔兰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尔夫”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比比皆是马克-布洛克（1886年—1944年，法国历史学家）所谓的“畸形小君主”式的郁郁不得志的首领。这些人纵身投入战斗，洗劫城市；杀死男性，掳走女性；凯尔特人的国王和领主们当属历史上最残酷无情者之列。

然而，凯尔特人的王国依然处于一种小国寡民，彼此分离的状态。平民们从一个领主的庇护下逃归另一个领主。武士们新的联合，标志着新的统治王朝的兴起和就王朝的衰落，一如今日美国作家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王国的各部落从家乡开拔，成群结伙地从一个地区游荡到另一个地区——古比利时人到了不列颠，赫尔维蒂人到了瑞士，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隆人来到了高卢，西徐亚人进入了特兰西万尼亚。

罗马人把这些松散流动的封建王国统一起来，划分为帝国的行省，建筑了第一座大型石砌建筑，第一条像样的公路，建立了货币制度，税收法规和司法审判制度。在行省首府以外的地方，法兰克人、高卢人、凯尔特人和条顿人的罗马化的后裔们依然在孤立的村庄中从事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帝国环地中海地区相比，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依然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

因此，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时，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根本谈不上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些地方压根就没有脱离过黑暗。它所退回的社会只是原来的封建社会。部族首领和国王们，前罗马帝国的行省长官、将军、军阀、农民领袖和土匪们凭借武力，将前罗马行省分割为一串新的封建王国。

在罗马统治下，人口已有所增加，许多半游牧状态的民族不得不定居下来，从事完全固定的混合农业。新的封建主义较罗马帝国以前的旧形态更为僵硬，更具严格的形式。农民成了农奴，永远归属于新贵族控制的庄园。新贵族许诺保护他们不遭驱赶或劫掠，为此，他们必须纳交足够的粮食、劳务和物品以供养领主及其骑士和工匠们。在骑士与领主之间以及大小诸侯和国王之间的忠诚誓约使政治继承制正式化了。

尽管农奴制给封建体系注入了僵化的因素，但罗马帝国后的欧洲政治组织仍和东方水利帝国的政治组织明显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没有负责内外盘剥和公共工程的中央集权机构。也没有负责征税、战争、道路运河修造和司法审判的全国性制度。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就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庄园。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国王也没有任何经济手段去阻碍或促进每个孤立小庄园的生产活动。

和水利国家的专制君主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国王控制不了水源。不管城堡中的国王发布什麽旨令，天照样会下雨；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组织大规模劳役队伍的必要性。用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威特福格尔的话说，“在靠天赏饭吃，分散经营的农业中，不会产生水利农业中出现的全国性的合作形式。”

而且封建贵族也有能力阻止一切建立真正的全国性政府的企图。国王未能成为一个“东方式”的专制者，依然只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而已。欧洲的封建君王和英国国王约翰（1199年—1215年在位）一样，一般说来不得不听任贵族向平民征税。英国男爵们迫使约翰国王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并不是通过确保议会代表制度——当时还没有议会——而是通过确保每个男爵继续在自己城堡中称“王”当家，阻止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兴起。

尽管中世纪向有“黑暗时代”的恶名，但中世纪初却是个人口增长，农业生产扩展和强化的时代。在公元500年左右，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每平方英里可能不到10人，到了公元1086年，英国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30人。只是在公元500年之后，铁制的斧头镰刀才价格大跌，一般农民也可以使用了。农民的定居点扩展到剩余的林地和荒野沼泽地边缘。人们加紧了采伐木材，造房子，建围墙的步伐。马蹄铁的引进和推广使用使人们更多地用马来拉运东西。

随着铁匠行业的发展，人们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犁——一种置于轮上，有沉重铁尖头的工具；它能在多雨林地特有的湿粘土地和粘砂土地上犁出深深的沟垅。由于沟垅很深，没有必要进行横向犁耕，因此，土地的形状如能使每单位面积上转弯的次数最少，那么耕作起来就最经济，换言之，这块地要长一点，别太宽。这种新形势促使人们采用轮作制度改良办法，减少了土地的休耕放荒。整个体系完全适合庄园特有的生产关系。每户农民都可以利用庄园的铁匠铺，重犁，运输大牲畜队及邻近的土地，而独立的自耕农却不具有这些条件。那么，这种体制为什麽在公元14世纪后就不能延续下去了呢？

对于封建制度崩溃，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中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展及对利润的追求，使旧有的一切封建义务关系转变为市场供求关系。但恰如《现代世界体系》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不应把封建主义视为和贸易相对立的一种制度。”恰恰是，封建领主鼓励城镇的发展，鼓励以城镇为基础的工匠和商人的发展，因为他们可以促使庄园的农产品转化为庄园所不能提供的大量物品和服务。他们从意识形态上从未反对过买卖和赚钱。因此，必须解释的问题是：为什麽要等到500年以后，城镇和市场才开始去破坏封建秩序。

我以为答案是这样的，在农奴和农民靠传统农业方式尚能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时，城镇和市场就发展缓慢。商业活动的发展须等待人口密度积累到一定水平，才会构成对封建既存秩序的威胁。当人口密度增大，效率降低时，对农民和封建领主来说，农业的赢利率也降低了。这促使封建领主去寻找额外的财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养羊取毛。这相应又减少了种植谷物的土地，减少了农民的保有地，使许多农民日加贫困，促使他们流入城市，流入羊毛纺织中心。

《贫困与进步》的作者理查德-G-威尔金森指出，在13世纪的英国，耕地的地力和产量均呈下降态势，“中世纪农业的平衡体系被破坏了。耕地面积日愈扩大，牧场和牲口却没能相应扩大以为耕地提供足够的肥源……休耕期也缩短了……贫瘠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

为了提高每公顷土地的产量，人们采取了种种办法，如撒石灰、撒泥灰土、犁耕时搅拌草木灰、密植、试验新品种等，但都无济于事。尽管总量产提高了，但人口增长得更快。在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期间，小麦价格几乎提高了两倍，同期英国羊毛的出口量增加了40%。谷物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没有足够土地来养活自己的家庭已被逼迫到贫困的边缘或沦落到贫困线之下。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前工业化的生态系统发生超负荷和枯竭现象前后不久，定会出现“人为减少女婴”的高峰期。这一现象可以在中世纪末端英国再次得到有关的资料。据有关调查，在公元1250年至1358年期间，青少年男女比例上升到130：100的高峰，在其后一个世纪中，这一比例继续保持着畸形的不平衡状态，这绝非是偶然的。诚然，按照西方教义传统，那样的行为被认为是谋杀犯罪，因而父母千方百计使不想要的孩子似乎在不幸的偶然事故中丢掉性命。

尽管如此，但英国的人口在1348年以前仍继续增长，到了1348年，欧洲历史上最灾难性的瘟疫——黑死病——带走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的生命。众所周知，营养不良会影响人的抗病能力，因此有理由推断，在黑死病流行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消除和营养状况的恶化有关。当然，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以及聚居点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是瘟疫爆发的有关原因。

大瘟疫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极度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系列事件彻底震撼了封建王国，其中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救世主运动，实行自我鞭身的迷信团体的勃兴，针对特定族群的大屠杀，天主教内部的分裂，镇压异端的十字军远征，宗教法庭的设立以及无休止的一串战争。其中一场战争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

这一切归根结底表明，庄园生产方式的强化已到达了其生态的极限，在所谓资本主义这个新生产方式出现以前的危机，和在新石器“革命”以及原始国家兴起以前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

当然，遭成14世纪封建主义危机的原因不止是生态和生殖的压力，其他的因素，如封建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商人和银行家新阶级的兴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来自封建贵族和新兴商业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对危机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这恰如东方治国的官僚们的胡作非为促成了数不尽的王朝的倾覆一样。

此外，如果统治阶级不去强迫农民强化生产，人口也许会在一个颇低调水平上暂时停止增长，从而避免了危机，使生活水平保持在贫困线以上。也许，教会对人为减少婴儿的反对也是加快了人口增长，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但是，不能忽视生态因素。如在圈地运动中，那些未被圈起来，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的地力尚未超过其边际收益的极限，那么为生产羊毛而进行的圈地运动也就不会有太了不起的后果。我认为，由于某些气候上的异变，生殖压力无疑会独自为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奠定基础。不管怎么说，这种强化，枯竭，新生产方式的循环是起始于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部落和村社中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庄园制度无论从政治经济角度还是从生态角度来说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

在水利社会中，王朝更迭的背后是生活水平升降的曲线，而欧洲黑死病大瘟疫后的人口下降却不是与之相似的人口经济兴衰循环中的一个环节。换言之，为什麽欧洲的封建主义被一个全新的制度所代替而不是在危机过后复归原态。

对此问题，威特福格尔的理论中注重封建社会和水利社会的生态对比的方法，可以借鉴。在水利社会中，贫困化和王朝的崩溃往往和水利系统的毁坏失修密不可分。社会第一要务就是修复水利基础设施。这个任务要靠新王朝去完成，它这样做并非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推进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新王朝在承担起修复水利基础设施的重任时，也自动地使全社会承担起恢复农业管理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的任务；而在欧洲封建主义的危机中，问题在于应种粮食的土地却去养了羊，圈地的受害者们无地可种。对于那些由庄主演变成的商人和制造商的人来说，其首要任务不可能是把羊驱走，把地还给农民，停止生产毛线。他们自身最大的政治经济现实利益所在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是通过更多地养羊，更多的纺冒险，从而更放手，更无顾忌地去赚钱和积聚资本。简言之，庄园制度未被恢复，相反，它被一个以科学技术、机器生产、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多数物品和服务的分配都是由“公司”来实行的，“公司”控制了或能获得积聚起来的货币，或者说“资本”。这种公司的目标就是积聚更多的资本，通过尽可能高的赢利率，尽快地、尽可能有效地积累资本。一个公司如能在技术上超过对手，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就能提高其赢利率。因此，技术革新很快成为资本积累和企业成功的关键。进而言之，科学又是技术革新的关键。因此，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革新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彼此强化的综合体，他出现在欧洲，成了封建主义危机的解决办法。

这一综合体的许多特征在水利社会中也存在着。以古代中国为例，也有私有土地，也有形成农产品和制成品价格的市场，也有富商、银行网络和商业行会。农户在地方市场买卖时也想某或最高利润。此外，中国的君主们还鼓励科学技术的革新。事实上，在14世纪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绝不亚于欧洲。

当代的历史研究证明，手表的关键部件摆轮就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这个零件可以防止拧紧的弹簧很快松开；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而欧洲人却用火药征服了东方。由于在政府控制的水库，运河和灌溉系统上肯下本钱，中国的水力工场远胜欧洲一筹。中国科技史的伟大历史学家李约瑟把中国的水力冶炼吹风机称为蒸汽机的鼻祖。李约瑟还把第一台计算机、运河闸门、铁索悬吊桥、第一只真正的机械曲柄、船尾柱方向舵和载人风筝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远在公元1313年，中国人就在试验水力纺纱机，它是欧洲珍妮纺纱机的直接原型。

尽管有这许多伟大的试验，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欧洲范例的威胁和刺激，中国自己是否会产生工业生产模式来。在中国，对竞争者的技术优势从未成为提高赢利和积累资本的首要因素。在中国，商业生活中最重要的变数就是农业管理官僚机构——即马克思所说的“内部盘剥机构”——的支持。没有皇亲显宦做靠山，利润可以被贪官污吏搞得一干二净。经商的许可可以被随意中止，赢利高度买卖随时有被政府一口吃掉的危险。换言之，在古代中国，只有农业管理阶层兴旺发展了，私人工商业才会随之兴旺；私人工商业只是中央集权化的政治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然而是附属的方面。威特福格尔写道，水利社会的主人们“至多把当地的资本主义企业视为一个有用的花园，若不高兴了，他们就把这棵资本主义的树修剪得光秃秃的，只剩光竿”。

在中世纪后代欧洲，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工商业是伴随甚至先于欧洲的立宪君主制而出现的。欧洲的国王和商人是从封建桎梏下的同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国王和商人都力争掌握封建社会后的政治经济权力。

当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帝王能够粗暴干涉其臣民的生活时，由于大财主和富商的反对，他们的暴政总是受到限制。威特福格尔说：“欧洲专制主义的统治者们就其心狠手辣而言也其东方同行并无二致。然而，他们害人虐物，横征暴敛的权力却受到土地贵族，教会和城市的限制，独裁暴君能够限制却不能摧毁城市的自治权。”当欧洲的国王宣布君权神授和绝对权威之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便不能接受了。这些自封的欧洲法老们和印加皇帝们或迟或早地交出了自己代表天意的权利，不然就在断头台上了此一生。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6千年来国家演变的主要特点就是一条从自由走向奴役的下降线，17和18世纪欧洲议会民主的出现则是一罕见的倒转。在近代欧洲和美洲的历史上，中层阶级获得了为掌握政权而公开斗争的自由。然而，任何讨厌磕头和卑躬屈节的人，任何注重追求文化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人，任何赞成学习、讨论、争辩、批评之权利的人，任何相信社会比国家更重要的人，他们都不会把欧洲和美洲民主的兴起错当成走向自由的征途上的正常产物。如把资本主义当成文化演变的终点也是同样危险的。人们不能忽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化正威胁着这些宝贵权利和自由的存在，而这些权利和自由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的扶持下仍有发展潜力。

资本主义的无情的批评家们一向承认，随着欧洲商业公司、银行和其他企业组织的兴起，食物和制成品的产量增长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从未有这样许多人在如此五花八门的企业中努力工作以求更快地增加生产。我以为，这种生产干劲“大跃进”的秘密在于把有抱负的人从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为自己去积聚财富。

在世界历史上，唯有欧洲的企业家首先在经营时不必担心是否会有“横征暴敛的内务府”来收拾他们。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家在积聚财富时，无须担心帮他致富的亲戚朋友会分享这一财富。企业家和“大人物”一样，是靠让手下人（即雇员们）努力工作来积聚财富的。企业家掌握着资本，能够去收买“帮助”和雇佣“人手”，因为他的手下人并非“大人物”的亲友乡邻，他可以轻易拒绝他们多分一杯羹的要求。此外，这些帮手们在这种事上也没多大的选择。他们一无土地，二无机器，除非甘心俯首承认企业家的法权，否则就会无工作可做。“帮手们”为企业家工作并非为了人人有份的宴席，而仅仅是为了免遭饥寒之苦。简言之，“大人物”企业家终于自由地把资本积累视为超过财富分配和属下福利的更高职责了。

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在追求无限利润的名义下谋求生产无限增长的制度。然而，生产却是不可能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摆脱了专制君主和穷人的束缚后，仍须面对自然的局限性。生产的赢利不可能无限扩张。每单位时间内向某一生产进程投入的土地、水、矿物或植物数量上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生产的强化。强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下降。毋庸置疑，效率的下降会影响平均生活水平，导致其下降。

另外，资源的枯竭也会导致利润的减少。这种关系是不大容易理解的，因为按照供求规律，稀缺会导致价格上涨。然而，价格提高往往会使人均消费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的市场症候。如果人均消费的减少可以通过哦人口增长或征服国际市场而扩大总销量的办法得以补偿的话，那么利润就可以暂时维持。但或迟或早，资源枯竭形成的价格上升曲线将比消费增长曲线上升得更快，利润率就将开始再次下降。

为了补偿资源枯竭和效率降低带来的损失，企业家力求通过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来降低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机器需要更多资本，因此一般说起始成本较高，但最终能减低单位生产成本。这样一个致力于不断强化生产的体系只有同样致力于不断的技术进步才能存在下去。它是否能维持生活的水准，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与生产条件无情恶化之间的竞争结果。在目前条件下，技术想要赢得这场比赛难度越来越大。（未完待续）